高僧大德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国务活动家。原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幼名贡布慈丹,1938年生于一个藏族农民家庭。青海省循化县人,远祖出于西藏萨迦昆氏家族。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圆寂后,班禅堪布会议厅于1941年指认他可能为班禅转世灵童之一。1944年在拉卜楞寺活佛、著名学者计美赤来嘉措主持下,于宗喀巴大师诞生处圣迹前举行仪式,从10名灵童中确认为唯一灵童,授法名确吉坚赞,迎请至塔尔寺内供养,接受严格的经学教育,潜心研习《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合称五部大论)等佛教经典。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令,批准继任为十世班禅:“青海灵童宫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副专使参加坐床典礼。1949年8月10日,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正式成为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 确吉坚赞 – 简介 罗桑确吉坚赞九世班禅圆寂后,按照惯例,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札什伦布寺等,均积极进行寻找转世灵童工 确吉坚赞 作。经过错综复杂的过程和斗争,最后于1949年6月3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即贡布才旦),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尼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在国民党政府专使关吉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班禅堪布会议厅邀请拉卜楞寺著名喇嘛拉科仓·晋美赤烈嘉措为贡布才旦剪发,取法名为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并受了沙弥戒。 [1] 十世班禅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的严峻局面。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幼年的十世班禅便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对他的成长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49 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在即,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这时的国民政府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堪厅的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决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当时班禅才11岁,虽然不可能决定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但他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不到外边去,绝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这说明幼小的十世班禅有非凡的灵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使避居在青海牧区班禅香火地–香日德寺的班禅欢欣鼓舞,当即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随后,班禅大师收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由香日德返回塔尔寺。此后,班禅主要在塔尔寺学习藏文和经典。曾任九世班禅经师年高望重的拉科活佛继任十世班禅的经师,后又由嘉雅活佛任经师。每天上下午和晚上,按照规定的课程,学习藏文《三十颂》、练习书法、读书念经、背诵经文。 1951 年春,十四世达赖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商国事。当年4月中旬,班禅赴京途中在西安会见习促勋时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们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传达给毛主席”。班禅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4月25日,班禅一行45人到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宴会前,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被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深度吸引,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对班禅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1年“五·一” 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使他十分激动。6月23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次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班禅向毛主席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金盾、长寿铜像、银曼札、藏香及其它珍贵礼品。当晚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班禅大师发表祝酒词:“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6月2日,班禅赴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6月26日返抵塔尔寺。 九世班禅自1923年离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以来,至十世班禅时逢全国解放的时候,两代班禅已有20多年无法回到他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了。所以,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达赖和班禅的团结,谨慎而又公正地处理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问题,并认真解决十世班禅回藏问题。在做好了工切工作之后,十世班禅和堪厅的主要成员,于1951年12月离开西宁,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班禅在布达拉宫日光殿拜会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达赖和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标志着两位宗教领袖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隔阂消除。随后班禅在拉萨住了一个多月,即于6月6日离开拉萨,23日回到了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 年仅14岁的十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后,在安定的环境下,主要是认真学习经典。嘉雅经师继续指导班禅学习。后嘉雅返回青海,由札什伦布寺很有声望的活佛洛桑曲培·桑达丹巴坚赞(又称恩久)继任经师。这一阶段班禅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入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普提道次第广论》等。1956年以后,又学习了显宗五部大论、慈氏五论,继又学习了藏传教密宗的基本理论——“四续部”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于7月16日从日喀则启程,9月1日与先期从拉萨启程的达赖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9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和班禅。藏传佛教界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长尊至圣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相会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9月27日,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罗桑确吉坚赞 1955 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总理主持下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当日,毛主席亲自到畅观楼看望班禅,并说:“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3月10日,周总理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3月12日,班禅离京返藏。 在中共西藏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达赖、班禅的积极配合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筹委会成立前,中央决定派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指导工作。中央代表团于1956年4月17日到达拉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达赖和班禅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有关部门分别发电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得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标志着西藏的工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西藏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筹委会成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时的十世班禅在对待西藏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他同达赖的团结问题,都表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风格。班禅大师与陈毅元帅还成了挚友,大师把陈毅当作良师,直至十年动乱前,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恩久经师的指志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利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时班禅受到了在印度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拉拢,企图煽动他背叛祖国。班禅摆脱了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29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1959 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仓惶出走的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班禅于4月5日到达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年4月14日,班禅到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当晚周总理设宴欢迎。4月15日出席了毛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班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后,班禅迅即返回拉萨。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9月25日,班禅飞抵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10月21日,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讲话,介绍西藏的形势。班禅着重讲了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农奴制取得的胜利。10月22日,毛主席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这不可能不影响到西藏。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庐山会议后,本应纠正“左”,可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政策继续发展。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诤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落后的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0 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 “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 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 “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 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队认真对待这次会议,他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进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大师后来说:“那些解放军都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我骂他们,踢他们,人家跟本不还口,不还手”,“想吵架、想打架,可是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时,班禅仰望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回忆起了1951年“五一”节和1954年国庆节,曾经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如今,毛主席已长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刘少奇含冤逝世,朱德和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开国功勋,也永远地离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 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87年10月8日,拉萨骚乱事件发生不久,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 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 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 35分,大师“噢”地大叫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立即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51 岁。

赵朴老情系光孝寺

赵朴老或称朴老,就是人们尊敬的赵朴初老人,他是著名的书法家、诗词作家,是新中国一代宗教领袖,在宗教界特别是中国佛教界乃至于世界佛教界里,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他作为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名人、世界和平使者和爱国爱教的楷模,与泰州光孝寺结下了深厚情谊。赵朴老.. 赵朴老或称朴老,就是人们尊敬的赵朴初老人,他是著名的书法家、诗词作家,是新中国一代宗教领袖,在宗教界特别是中国佛教界乃至于世界佛教界里,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他作为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名人、世界和平使者和爱国爱教的楷模,与泰州光孝寺结下了深厚情谊。 赵朴老与泰州光孝寺结缘,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赵朴初刚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在上海的江浙佛教联合会任秘书。当时中国佛教会也设在上海,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的就是泰州光孝寺住持、著名佛教学者常惺法师。朴初对其非常敬仰,后来,赵朴初就跟随常惺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先后任秘书、主任秘书等职。由于与常惺法师的因缘,赵朴老对泰州光孝寺油然而生一种特殊的情感。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泰州光孝寺一批批僧人先后来到上海。如光孝寺第十五代传人、常惺的法子南亭和尚在上海沉香阁,常常辗转于沪上佛门讲经;光孝寺第十七代传人成一法师在上海玉佛寺兴办施诊所;光孝法子妙然、守成二位法师则在上海静安寺佛学院任职;原来在泰州光孝佛学院就读的一批学僧,如了中、自立等法师等,都转往上海静安佛学院就读。赵朴老与泰州这批在沪的僧人也有了更密切的交往。2000年5月21日,朴老往生时,了中法师深情地回忆:“我初见朴老,是在半个世纪前。犹记得是在1948年孟秋,有一位斯里兰卡高僧到上海访问,静安寺请他莅寺作专题演讲,朴老随行并翻译,其时笔者仅为一年轻学僧,于静安佛学院中研习,迄今虽已逾50余载,但这段往事,记忆犹深,那时朴老风度翩翩,举止高雅,令人敬仰。” 1986年12月,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成一长老代表台湾佛教界率团参加了本届大会。会议期间,尼泊尔国王的弟弟 亲王在御花园举行招待会。在这宽松的气氛中,两岸佛教领袖在隔断近40载后于异国他乡相聚。成一长老向赵朴老询问祖庭泰州光孝寺的情况。他对赵会长说:“当年常惺老法师及南亭老和尚住持过的泰州光孝寺,据传说被毁了,要请您老帮忙申请恢复啊!”赵朴老一听到泰州光孝寺的名字,不禁勾想起对恩师常惺法师以及南亭和尚的怀念。以前他尽管对光孝寺有所了解,也知道光孝寺佛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可对泰州光孝寺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赵朴老当即表态说:“好,我回去后要去看看,我会尽力的!”成一长老得到赵朴老的这一回复,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 1987年元旦刚刚过后,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崇明先生,悄然来到泰州,了解光孝寺的现状。一位来自于京城的领导,专门到一个当时还属县级市的小城泰州调查一座寺庙的状况,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其中必有什么奥妙,后来才知道,这是赵朴老的关心所致。接下来的一系列往事,足可见赵朴初对泰州光孝寺修复工作关心的程度: 1988年,泰州光孝寺成立修复委员会,赵朴老欣允的担任了修复委员会名誉主任。 1988年10月9日至10日,赵朴老在江苏视察期间,分别在句容宝华山、南京栖霞山、南京中山陵连续三次召见泰州市政府领导,商谈光孝寺修复工作。 1989年4月16日,赵朴老在京会见台湾佛教领袖泰州籍高僧了中法师一行,关心泰州光孝寺的修复 1990年,赵朴老多次敦促、鼓励加快修复光孝寺,并亲手为光孝寺题写了天王殿、最吉祥殿、藏经楼的匾额,还为最吉祥殿专门书写了 “慈光照三界庄严化导芸芸实相是禅行是道,大孝报四恩深厚护持恳恳虚空无尽愿无穷”的楹联。朴老关心光孝寺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在一次全国性的文史会上他特意讲道:“全国重点寺庙第二批要搞,如南京毗卢寺、泰州光孝寺。”朴老还专门交待中佛协直属机构南京金陵刻经处,以后凡有国外赠送佛教经典著作时,要增加泰州光孝寺一份。 1991年12月,成一长老与光孝寺住持松林法师、监院禅耕法师赴京,正因病住院的朴老得知泰州光孝寺来客,专门从医院请假至中国佛协会召见成一长老一行,与其商谈光孝寺修复情况,并答应一定要赴泰州视察。 1992年6月1日,赵朴老在北京广济寺又一次召见泰州市政府领导,商谈光孝寺修复情况。 1989年的4月,笔者因工作关系随了中长老一行到大陆朝山。到达南京时,江苏省台办主任蒋孝文先生转交了朴老给了中长老的邀请函,盼望到北京能与了中长老相见一叙。在北京,朴老专门在北京饭店会见并邀请了中长老一行。记得那天晚间我随了中长老来到位于天安门城楼旁的北京饭店,刚进门就见到朴老他步履从容、意态飘逸,携杖而至。只见他老人家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真是古人所谓“望若神仙”了。了中长老把我介绍给朴老时,朴老主动伸出手与我握手。在与朴老握手的瞬间,我觉得朴老特别高大,在朴老的言谈神色中,让人感觉到他特有的智慧和才气。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和大人物的派头。与朴老接触的人,都会被他那慈祥的笑容所感动,顿有一种如坐春风、如沐春雨的温暖和幸福。赵朴初与了中大师的话题,主要还是有关泰州光孝寺的修复事宜,可见朴老对光孝寺的情有多深啊! 到泰州光孝寺看看,一直是赵朴老心中想望已久的愿望。这一天一直等到1993年2月,机会终于来了。他趁在江苏视察时,专程来到了泰州,视察光孝寺修复情况。2月7日这天,刮着凛冽的寒风,但朴老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他来到光孝寺新落成的天王殿,再经传汝楼到达藏经楼,在楼下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礼佛仪式,随后又观赏了光孝寺珍藏文物。当知道很多文物是经过颠沛流离,最后才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的情况后,他高兴地说:“这是光孝寺的万幸。佛教界本是一家。上海静安寺真禅法师、贾劲松居士协助将文物回归光孝寺,是宏扬佛法、维护教义的行为,做得很对,这是功德无量的事。”看到7186卷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橱和装帧精致的经匣时,赞叹地说:“就乾隆版《大藏经》,这一部在全国是首屈一指,是全国之最,完好程度绝无仅有。”翻阅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用金粉抄写的《心经》时,他竟用梵语高声朗读了一遍。在元代王振鹏绘制的《历代贤后妃图》前,他边看边说:“这是精品,几百年后色彩鲜艳,完好无损,难得难得。”在观赏祝枝山草书长卷时,他轻声诵读了一遍诗文,直说:“这是真迹,是赞美梅花的诗。”在看到经橱《大藏经》中,《五灯会元》的第55卷中收录的宋代光孝寺致远禅师的四句谒语时指示,这是借用白居易的诗句改装而成。看到贝叶经,朴老感到惊讶,他说:“光孝寺能有贝叶经不容易,这是稀物。”“贝”是梵文译音,叶其实是“页”,印度贝罗都树上的树皮,是古代印度人用的纸,上面用针扎上梵文,是印度最古老的经文。他用放大镜看了看叶上的梵文说:“这是真品,要好好保管,不能受潮。” 在光孝寺,朴老并就修复光孝寺工作与市领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希望能够早日修复光孝寺,用他的话说:“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支持光孝寺修复。”在光孝寺他还欣然捐赠了一万五千元以资助修复工程,在贵宾留言簿上极其庄重地用毛笔签下了:“赵朴初,一九九三年二月七日参礼。” 在泰州期间,朴老还游览了梅兰芳公园、日涉园、参观了泰州市文物精品展。对泰州感触颇深,他说:“想不到泰州这么美,经济建设搞得很好,历史文化非常丰富,不愧是历史文化名城,真是个好地方。” 他在听取了泰州情况介绍,认真翻阅《道光泰州志》后,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书法功底,欣然吟就并书就《踏莎行》词一首: 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华如练旧亭台,清词范晏人争诵。朗润明珠,翩仙彩风,梅郞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笔今堪用。 朴老文采斐然,用典精当,用词精妙,字字珠玑,丰富而恰切地描述了泰州悠久的历史文化,既是一篇诗词佳作,也是一副书中珍品,成为揭示泰州人文历史特点的经典之作。那作品的精审端雅,清新秀发,渗透到笔墨点画之中,其实正是朴老人格和素养的艺术体现。 朴老视察泰州后,对泰州光孝寺的修复更加关心,与台湾泰州光孝寺传人的联系更加频繁,光孝寺的因缘成了两岸佛教界联系的纽带。早在1989年10月,成一长老第一次带团朝山到北京游长城时,朴老因在浙江普陀山处理公务,难以分身,就特电告中佛协副会长刁述仁居士为成公一行设素宴招待,情真意切。1996年11月2日泰州光孝寺举行大雄宝殿落成暨佛像开光庆典。朴老本来答应光孝寺大雄宝殿落成时,一定再次来泰州。但毕竟是耄耋高龄,久卧病榻,身不由己。他专门委托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刀述仁居士代表自己来参加光孝寺庆典,并专门写了两幅字,由刀副会长在庆典上分别赠送给成一长老和了中长老。送给成一长老是六祖慧能的经典诗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送给了中长老的是书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独生幽篁里,弹琴更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朴老书法,雄奇苍劲,笔力遒健,两位长老如获至宝,返台后立即裱褙,各自都悬掛于书斋,以为自己及高贤共赏。 上个世纪末海峡两岸的佛教文化交流,最大的盛事可算是大陆奉赠玄奘三藏法师舍利给台湾玄奘大学。正是由于朴老的大智远见,高瞻远瞩,才促成了此事,而成为两岸佛教界友好交流的佳话。 了中长老在台湾新竹香山的柑林翠谷中创办了玄奘大学。玄奘大学“以教育弘法玄奘精神,藉学术培育济世人才”为建校理念,因此尊奉三藏法师的法号为校名。自创校以来,了中长老一直在想,既然校名“玄奘”,如能㳟请到三藏法师舍利,建塔于校园中为镇校之宝,那是在合适不过的事了。然而玄奘舍利已历经多次战乱,保存至今已成为大陆的稀世珍宝,岂能轻易分赠与人。正由于朴老的成全,经过两岸多方磨合,了中长老的梦想终于在1998年的金秋十月得以实现。1998年10月,南京灵谷寺供奉的1300多年的稀世珍宝——三藏顶骨舍利,分赠给台湾玄奘大学。台湾200多人组成的庞大迎奉团先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朴老的亲切会见和宴请,然后来到南京举行了迎奉法会,将玄奘舍利迎请到台湾,在台湾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赵朴老情系光孝寺,而光孝寺的海外法子也非常感念赵朴老。2000年4月下旬,成一长老又一次率团来大陆,寻根览源,慧德报恩,并北上京师,答谢赵朴老为修复祖庭光孝寺所作的贡献。用成一长老的话说:“此次返乡祭祖只是主题之一,另有一笔人情债待还,那就是礼谢大陆中佛协赵会长,因他帮我修复光孝寺……我为此事一直想去北京谢他一下。”当成一长老率团到达北京时,中国佛教协会接待方面告诉成公长老,说:“朴老病情危重,医院不让会客。”但朴老得知成一长老来京,尽管病情危重,但还嘱咐身边的人代表自己去宾馆看望成一长老一行,并专门叮嘱带上礼品。朴老这一年5月21日就舍报往生。在2000年5月31日的《人民日报》关于《赵朴初同志生平》中有这么一句话:“在他生命垂危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朴老往生后,成一长老即在美国华严莲社、台北华严莲社、桃园侨爱讲堂三处道场中,分别设立朴老往生莲位,共修会中诵经上供,并向与会大众叙说朴老为国为民、为佛教的伟大贡献,介绍他老人家助自己修复泰州光孝寺的伟大功德,要大家谨记莫忘朴老,嘱咐大家于每天早晚课时,要记得为伟大的朴老回向功德,并诚恳地祝愿朴老能早日乘愿再来。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简历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俗名坚赞诺布,1995年11月29日,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的佛祖释迦牟尼像前,通过金瓶掣签,并经国务院批准,被确任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 坚赞诺布1990年2月13日出生于西藏嘉黎县一普通藏族家庭。其父索南扎巴和母亲桑吉卓玛均读过小学,后生下一个肤色白皙、五官秀美、双目明亮,右脸上生有一痣,颇具瑞相的男孩。桑吉卓玛的父亲给外孙取名为坚赞诺布,意为“神圣的胜利幢”。 坚赞诺布出生前后出现许多吉兆,其中有一天,桑吉卓玛外出,将孩子放在一位老师家,老师在无意间发现坚赞诺布的舌头上有一个白色的藏文楷书字母“阿”。在藏传佛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代表了佛的化身。按照宗教仪轨秘密寻访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人员根据十世班禅大师的逝相以及观湖、占卜所得结论,得出转世灵童诞生的大致方向,当他们得知有关坚赞诺布的传闻后,开始进行核查、问试。寻访人员发现,坚赞诺布对宗教器皿极为爱好,拿到手中就不放,还对寻访人员说:“我认识你们”。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当寻访人员在他家休息用餐时,他抱着寻访人员的糌粑木碗说:“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碗,放在札什伦布寺里。” 经过反复验证、卜算等一系列程序,坚赞诺布被选定为数名候选男童之一,并经数轮筛选后成为参加在大昭寺佛祖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的三名灵童之一,最终被佛祖“法断”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真身,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1] 寻找转世灵童 坚赞诺布出生前后出现了许多吉兆,其中有一天,桑吉卓玛出外,将孩子放在一位老师家,老师在无意间发现坚赞诺布的舌头上有一个白色的藏文楷书字母“阿”。在藏传佛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代表了佛的化身。 按照宗教仪轨秘密寻访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人员根据十世班禅大师的逝相以及观湖、占卜所得结论,有了转世灵童诞生的大致方向,当他们得知有关坚赞诺布的传闻后,开始进行核查、问试。寻访人员发现,坚赞诺布对宗教器皿极为爱好,拿到手中就不放,还对寻访人员说:“我认识你们。”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当寻访人员在他家休息用餐时,他抱着寻访人员的糌粑木碗说:“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碗,放在扎什伦布寺里。” 经过反复验证、卜算等一系列程序,坚赞诺布被选定为数名候选男童之一,并经数轮筛选后成为参加在大昭寺佛祖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的三名灵童之一,最终被佛祖“法断”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真身,取得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坐床典礼   于第二届佛教论坛 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班禅转世灵童在被认定并经中央政府批准之后,要举行坐床典礼,也就是继位典礼:经中央政府批准的转世灵童,依照宗教仪轨,升登前世法座,继承前世法统的位置。 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在班禅大师驻锡地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举行。 1995-11-30日上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在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和区内外高僧大德的陪送下抵达日喀则市。日喀则市万余名僧俗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在距市区5公里的地方,搭起了华丽的帐篷。当第十一世班禅一行到达时,人们在帐篷中举行了隆重的佛事活动。接着,第十一世班禅换乘披有金黄色帷幔的第十世班禅大师生前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前往市区。 日喀则市区街道上空,横挂着一条条吉祥彩带;建筑物上经幡飘扬,彩旗猎猎;居民房屋粉刷如新,许多居民还更换了门窗上的“香布”;农牧民们穿上节日服装,从几十公里外赶来。11时许,车队缓缓驶入市区,夹道欢迎的人群顿时大声欢呼。市区内外紫烟袅袅,法号齐鸣。僧俗群众高举哈达或藏香,欢迎的人们翩翩起舞。当第十一世班禅的座车通过扎什伦布寺大门时,僧众们以庄重的宗教仪式欢迎新一代班禅大师。 于第二届佛教论坛 欢迎人群中有一位银须飘然、名叫欧珠的老人,他曾是第九、第十世班禅大师的贴身侍卫。他手捧哈达,躬身来到第十一世班禅前无比激动地哽咽着说:“我今年80岁了,侍奉过第九世、第十世班禅大师,希望再侍奉第十一世班禅!” 第十一世班禅来到班禅新宫德庆格桑颇章时,僧人们手执经幡列队迎接,宫殿内外锣鼓喧天,法螺、法号齐鸣,殿内按宗教仪轨举行了佛事活动。 1995-12-8日,是第十一世班禅坐床继位的吉日。扎什伦布寺充满喜庆的节日气氛。这座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著名寺庙,经堂佛殿装饰一新,吉祥彩带在晨风中飘扬,喜气洋洋的扎什伦布寺僧众拎着香炉,打着幡幛,吹奏佛乐。 坐床活动在扎什伦布寺最早的建筑之一“拉让”举行。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和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主持坐床典礼。 拉让的益格曲增殿是历代班禅坐床典礼的神圣殿堂。上午8时,坐床仪式在益格曲增殿举行。 江村罗布宣布坐床仪式开始。八位佛学精深的喇嘛按宗教仪轨齐声诵经祈祷。诵经三段后,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举行第十一世班禅额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的批复》。 诵经声复起。在李铁映的照护下,在扎什伦布寺僧人高诵《坐床经》声中,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6岁灵童坚赞诺布,安稳地坐上了檀香木根本法床(按传统,新一代班禅升登扎什伦布寺法台时所坐的前世法座)。李铁映和第十一世班禅相向而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以及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生钦·洛桑坚赞、第十一世班禅的经师波米·强巴洛珠和第十一世班禅的父母分坐两侧。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的代表,向坐在法床上的第十一世班禅行礼,敬献哈达。 上述仪式结束后,在拉让的日光殿举行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 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向来宾献过“切玛”、“卓玛”(人参果酥油茶)、“卓玛哲斯”之后,江村罗布宣布:“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现在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李铁映走到案桌前。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喇嘛·次仁等陪同第十一世班禅面对李铁映隔案站立。 李铁映首先代表国务院宣读册文:   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   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盖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皆倾心内向,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潜修内典,明心见性,为佛门众望之所归,为世人之所崇敬。今班禅转世业已法定,特依历史定制,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举行坐床典礼,并授汉藏两体文金印金册,用示荣褒,以期继续发扬爱国爱教之历史传统,广结善缘,以利西藏发展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 公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 宣读完册文,李铁映将金册授予第十一世班禅,在喇嘛·次仁的帮助下,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双手捧接过金册。 李铁映接着宣读了金印镌文:“班禅额尔德尼之印”,他向在场人员展示金印后,将金印亲手交到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手中。 金印上镌刻着汉、藏“班禅额尔德尼之印”两体文字。 接着,李铁映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题赠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的金字匾匾文:“护国利民”。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生钦·洛桑坚赞和主任喇嘛·次仁,恭敬地接过匾文,并把金印、金册捧至法座前的供桌上。此刻,殿内掌声一片,鼓号齐鸣。李铁映与第十一世班禅互献哈达。叶小文宣布了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赠送礼品的礼单;扎什伦布寺代表第十一世班禅向国务院回赠了礼品。 僧众向第十一世班禅敬献哈达叩头,表达他们的拥戴之心。 最后,李铁映勉励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和扎什伦布寺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推动西藏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十一世班禅对李铁映说:“感谢中央政府,感谢江主席、李鹏总理,感谢国务院代表。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爱国爱教。” 坐床典礼于上午10点30分结束。 当灿烂的阳光洒满扎什伦布寺“多佳”讲经大院时,1,200多名僧俗群众在那里举行了庆贺大会。刚刚完成坐床典礼的第十一世班禅,踏着黄色吉祥宝毯,来到僧俗群众中间,接受他们的朝拜和祝贺。扎什伦布寺百余名僧众手捧锦锻、带茸鹿角、刻有佛像的牛角等传世珍贵物品,列队向第十一世班禅献礼。紧接着,其他寺庙代表、群众代表都捧着或背着酥油、粮食和其它物品,排着队依次走到班禅宝座前,顶礼膜拜。献礼活动持续一个多小时,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面带微笑,一一接受礼品,并庄重认真地为每一个人摩顶赐福。 1995年12月9日上午,国务院代表与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在扎什伦布寺吉吉那卡大院观看庆祝班禅继任法会表演。日喀则市万人空巷,5万多居民倾城出动,一睹第十一世班禅风采。在众多的祝福仪式后,第十一世班禅看到规模宏大、充满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班禅转世圆满完成,这一佛门盛事功德圆满。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齐表欢欣,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重要活动   1995年12月15日,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驻锡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接受800多名僧众朝拜,为僧众摸顶赐福并赐赠“护身结”。这一日早晨,扎什伦布寺彩幡飘扬,佛乐阵阵。班禅佛邸日光殿内,僧众云集,法音四起。10时许,第十一世班禅登上班禅宝座,殿内众僧齐声念诵《上师供》佛经,并向第十一世班禅献“曼扎”,表示祝贺和敬仰之意。接着,寺内全体僧众排成整齐的长列朝拜新一代班禅额尔德尼。僧众一个接一个地走到第十一世班禅法座前俯身接受摸顶。第十一世班禅伸出法手,逐一为朝拜者摸顶赐福,受摸者无不喜笑颜开。朝拜活动历时两个多小时。这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坐床继位后首次从事的佛事活动。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愿而来,吉祥天成。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1日在北京雍和宫主持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同胞举行的祈愿法会。祈愿法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主要是通过咏诵祈愿经,祈祷世界和平,去灾灭祸,利乐有情。法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独诵超度祈祷经,超度亡灵,祈福消灾。 2009年3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英文演讲,与会代表除惊叹于班禅流利的英语外,闻听演讲的藏传佛教代表们表示,十一世班禅已经承担起了历代班禅的重任。在此间的演讲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用佛祖的经文和宗喀巴大师的经典开示现代社会面临的环境恶化、贫富悬殊、金融危机、冲突战乱、恐怖袭击等各种弊端,教导佛教界徒鼓励并引导现代的人们多行利他之善事。 西藏萨迦寺住持班典顿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这段演讲中可以看出,班禅大师在佛法理论方面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班典顿玉说,从大师在论坛上的行为、神态、气质、演讲等等都能看出,班禅大师已经具有了大活佛的风范。他对藏传佛教界有这么优秀、有修养、又这么年轻的活佛感到非常骄傲。 班禅大师在演讲中强调加强戒律修持。青海文都大寺座主阿旺桑波告诉记者,佛教徒要遵守戒律,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历代班禅大师始终强调的。十一世班禅大师秉承这一传统,提出这样的修学方向,这说明他已经承担起了历代班禅大师的重任。 参加论坛期间,班禅大师要求与来自国内藏区的宗教界代表见面。班典顿玉和阿旺桑波透露,大师教导他们要大力弘扬佛法,弘扬佛教文化。 班禅在此间演讲中全程使用英语。据悉,这是班禅近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英语。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才项告诉记者,班禅大师的英语说得很棒,学识精深,说明他这些年学习刻苦,进步很大。 班典顿玉说,今后僧人们、特别是年轻僧人们应该向大师学习,吸收先进文化,推动本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三年前在杭州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十六岁的班禅用藏文做大会发言。据介绍,班禅的汉语也非常流利。 在2009年3月28日的二次世界佛教大会上,班禅用英语发表演说,震惊四座,一时成为美谈,谓为明星。…

智光大师

智光(1889—1963)法名文觉,俗姓孙,江苏泰县人。十三岁剃度出家,十七岁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1906年入扬州普通僧师范。1908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内开设佛教学堂,名“祗洹精舍”,智光法师与同年进入祗洹精舍深造。与太虚、仁山同窗,民国三年(1914)入华严大学,从月霞老法师研习华严宗,并随他到处讲经。1921年起于泰州北山开化禅寺掩关三年。后于焦山定慧寺任监院。他两度赴香港开讲《普贤行愿品》,开香港学佛风气。民国二十三年(1934)升任定慧寺方丈,同年秋创办焦山佛学院,担任院长,大力培植僧才,卓有成效。1937年在故乡泰州创立福田工读社,提倡生产报国,他自己还拿钱买棉纱,置木机。当时成一、妙然、守成等法师皆该社的主要干部,每日除必须的课程外,每人必须织布两小时。试办三个月后成绩很好。后并至出生地黄柯庄玉莲堂,讲《普贤行愿品》,在顾家庄弘开寺演讲《法华》,乡人初闻讲经,莫不欢喜称奇。 1945年,抗战胜利,智光重返江南,先回焦山,帮助太虚管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后又去上海与南亭共住南市沉香阁。 1949年5月赴台湾弘法。先于十普寺讲经。1952年定居华严莲社,主讲大乘经。于台南、台中、基隆三次传戒。创立华严供会,四众弟子皈依数千人。1963年农历二月十九圆寂。

靜權法師

静权法师,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於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静权法师五十馀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於该寺香光茅蓬侧。 静权法师 – 人物介绍 静权法师 静权法师(西元1881~1960年) ,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当时任种菜园头。勤苦劳动,余时夜有月光,则借月光读经。师貌肃志紧,性行质直,有愿博究三藏,向往宁波观宗寺,亲近谛闲老法师,受学天台教观,造诣深入,慧解经藏,解行并进,得谛公器重,在观宗寺弘法研究社,任辅讲。至一九二一年任主讲。十余年于诸方弘法,诲人不倦。 可、静、二公《灵塔合志》说:“国清寺乃隋智者大师命建古刹,台宗祖庭,历代法盛,具壮志乘,迄清乾隆宝琳珍祖中兴禅道,东南宗风盛极一时。”至民初轮及可兴和尚,法象尚盛,退后十余年,寺规渐衰。一九三○年寺僧长老和县诸绅合请可公复任,静权法师虑古刹久抒不易,慨复升座,即邀静权法师为座主,同整规模。一九三一年首讲《法华经》,遂立天台山佛学研究社,四方学者,闻道聚集,络绎不绝。同年十月,宁波姚北金仙寺亦幻法师敦请静权法师莅寺演讲《地藏经》,当时弘一法师适驻锡该寺,曾参席听经,闻其阐扬教理之际,弘师感动,潸然泪下。故众赞“活地藏”之美称。佛学研究社学僧,在静权法师坚持不懈讲授下,天台教理水平普遍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发展。培养出不少教观僧才。不到十年,国清寺百废俱兴,焕然一新,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静权法师讲演经教,善于消文释义,发音准确,口词清楚,音声宏亮,辩才无碍。四威仪中,结跏趺坐,仪容无比,令人敬仰。其时学人曾亲聆《法华经》、 《楞严经》诸经,静权法师讲授对学僧启迪智慧,颇受效益,如珍惜粮食,常引唐李绅《悯农》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明粮食来之不易。人以食为天,若无粮食,即不能生活。故对学僧予以爱惜粮食教育,获得实际成效。静权法师讲《地藏经》、《盂兰盆经》等孝经,常引古人诗文,孝敬父母、师长之教导,世间孝如《文帝劝孝诗》说:“恩大如天不可忘,恩深何以报高堂,追思父母劬劳苦,罄笔难书泪一行”。出世孝如释迦世尊、上升仞利天说《地藏经》为母摩耶夫人说法、得须陀洹果(即初果、断三果见惑烦恼,预入圣人之流)。 静权法师德高望重,有些名山大刹,欲借重其道望,兴隆常住,因而各方纷纷请任住持;但静权法师立志不做方丈,对诸名山大刹凡力所能及者,无不设法维护。例国清寺,目前法轮常转,海众安和,即静权法师长期驻锡弘法,严己律人,整肃寺规,为人师表留得功德。 静权法师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协助可公住持,对国清寺进行扩建金刚殿两边楼房大寮作场柴间浴室,新建迎塔楼、安养堂、清泰居、光寿轩、鱼乐池(即放生池)园、清心亭等。一九四○年又新建了妙法堂、静观堂、虎啸堂、三贤殿、香光茅蓬,全寺于十年中,旧颜换新貌,全新佛像庄严净土,历年传戒,常演经典,道风远振。至今国清寺僧众对中兴祖庭之丰功伟绩,称颂不已。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至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经》诸经,倡导抑恶扬善,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邀请到杭州大通寺讲《无量寿经》、灵隐寺讲《地藏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等,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是胜利后空前之弘法盛举。 新中国诞生后,一九五○年杭州法云庵又请讲《药师经》后,上海法藏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莅寺讲《地藏经》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静权法师在宣讲经义时,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讲经将圆满之际,该寺全体僧众和上海佛教界居士等恳切留静权法师驻锡,任法藏寺主讲。因建国初期,静权法师之同参,法藏寺创始人–天台宗尊宿兴慈法师圆寂后,静权法师从此于法藏寺主讲,演讲经典教多。但静权法师以度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不怕疲劳,仍游化诸方。静权法师青年出家后,苦志教研,精通经义,并有教深文学功夫,但讲经弘法,不著书立说或作注解。弟子中有劝著作者,静权法师总自谦回答:“我讲经都依据祖师之见解,自己对佛法无心地功夫,有何书可作”。 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于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 静权法师五十余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于该寺香光茅蓬侧。 静权法师 – 人物生平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仙居县令余丽元在县内创建“崇正、丽正、蒙正、经正、居正、养正、启正、诚正”之“八正”义塾。丽正义塾作为官府创办的义塾,由县令余丽元亲自督办,并自己捐资三百千作为办学经费,聘请的先生都是县内较有影响的饱学儒士。 光绪年间,一位叫王寿安的少年负笈来到丽正义塾,少年来自本县陈岭陈坑口(今划归永嘉县),追随从县城来的名儒朱云卿老先生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少年读书很刻苦,聪慧灵光,朱老先生认为他日后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少年追随朱老先生在丽正义塾以及县城蒋宅里私塾寒窗苦读十余年,在老先生眼里少年王寿安会像当时多数的儒生那样步入仕途,实现儒生们“修养齐治平”的人生抱负。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整个清王朝发生了震荡。这一年事实上是中华民族步入近代的分界线,让中国人真正感到世局通彻骨髓的裂变,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以宋明儒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顿然瓦解,不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开始反思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念。整个国家如此,涉及到个人就将如何呢? 清朝末年的时局越来越动荡不安,国是日非,学政腐败,官府贪墨之风甚深。作为希翼仕途的儒生们对此不得不开始彷徨犹豫。王寿安屡考秀才不中,笃信佛教的父亲王贤堃认为“此乃前世未修”之故。这对少年王寿安影响很深,便开始积德行善,将自己继承的全部家产十二亩田地,以五亩捐助给家乡黄皮村塾,用作扩建校舍。以五亩田变卖加上家里其他浮产,在黄皮至龙潭坑、章山一带要冲独资建造一座石拱桥,以方便临近山民的洪水之患。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王寿安第三次参加生员考试落第,加上父亲王贤堃又驾鹤仙逝。父亲的仙逝对王寿安的精神打击很大,遂赴黄岩多福寺出家,同年秋转天台国清寺披剃受戒为僧,礼授能和尚为师。取法号为宽显,字静权,以字行。 两年后,静权转入宁波观宗寺,师从弘法研究社主讲谛闲法师④研究天台宗教义。谛闲法师为国内著名高僧,门下弟子众多,静权汉学功底好,又刻苦钻研经义,深受谛闲法师器重。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谛闲法师已年迈,同时应请外出讲经,禅让静权为观宗寺主讲。静权深得谛闲法师衣钵,对天台宗教义领悟深透,接任观宗寺主讲后,名声渐隆浙东。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应天台县政府和当地士绅的环请。静权法师与在苏州灵鹫寺的可兴和尚⑤重返天台国清寺。静权和可兴约定,可兴任国清寺十年住持,静权则为经社十年主讲。当时,国清寺庙宇破败,天台宗佛教教义式微。在谛闲法师的支持下,向当局力争“易禅为教”,为恢复国清寺的台宗祖庭地位,静权法师倡议设立天台宗佛学研究社,自任主讲,造就僧材,重振宗风,出现了“教规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 静权法师深谙佛教经藏,精通天台宗教义,讲经不看经卷,却能感人至深。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天,静权法师在慈溪鸣鹤场金仙寺讲《地藏经》,弘一法师曾侍讲席。每当静权法师讲经忘我之时,弘一法师深为感动,潸然泪下。在当时,静权法师被认为国内佛教界少有的讲经法师,在他坚持不懈地讲授下,国清寺僧众对本宗的教义的修养和法相的解说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对于佛门戒律也得到自觉遵守。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朝拜,自愿乐助,为国清寺的中兴做出巨大贡献。而静权法师却居功不骄。成名益谦,坚持不做寺主,不收门徒,专主讲筵。 在静权法师与可兴和尚的努力下,国清寺数次扩建,逐渐兴盛。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金刚殿及两座僧寮修建落成。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建造了迎塔楼、安养堂、兴千僧斋。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扩建妙法堂、静观、三贤殿、栖莲居、光寿轩、清心亭、鱼乐池。翌年,重修天王、韦陀两殿。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香光茅蓬、栖隐居先后建成。十余年间,国清寺百废俱兴,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危难之时,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赴仙居、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妙法莲华经》、《护国》诸经,动员浙东众佛教信徒奋起爱国抗日。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三月,由台州行署专员杜伟邀请返回仙居,在东门体育场祭祀浙江新昌黄坦战役阵亡将士,祈祷世界和平,各界人士数百参加。并在城内孔庙讲经半个月。此时,静权法师心系民族国家,当年在丽正义塾读书的时候一直想“学而优则仕”,而今是用佛法来唤起桑梓。走了半生不过是从后院的丽正义塾走到前院的镇兴寺,儒家与佛家不过是隔了一道矮墙。 抗日战争胜利后,静权法师先后到杭州灵隐寺、慧心庵,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名寺讲经弘法,阐扬《妙法莲华经》、 《楞严经》典义。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以后,受聘于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以及无锡居士林等佛教团体。主讲《大势至过通章》、 《藏经》等。经上海佛教界人士挽留在上海法藏寺居住,与赵朴初先生相交甚笃。此时,国内高僧谛闲、弘一、太虚法师等均已先后圆寂。静权在江浙两省和沪上的佛教界中名望日盛,皈依的徒众遍及华东,遂被尊为国内极有威望的高僧。 解放后,静权法师作为上海佛教界的领袖之一。1953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1954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同年被推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同年兼任中国佛教学院副院长。晚年,静权法师归隐国清寺,闭门谢客。1960年10月22日,静权法师以八十高龄示寂于国清寺,身塔于香光茅蓬内。 静权法师虽然文字功底深厚,对天台宗的教义造诣极高,但是他不愿立文字,传世的有《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义》、《地藏略解》、《至圆通章》等著述,都是他的僧徒们在他讲经时记录成书的。 静权法师 – 人物贡献     静权法师幼年即入村塾读书,能诗善文,儒学造诣颇深。但与功名无缘,屡考秀才不中。后父亲病故,他悲伤忧郁,感到世事无常。于是将家产一一理毕,就投到本省天台山国清寺,拜在授能和尚门下,出家为僧,法名宽显,字静权。这时是1905年,法师25岁了。不久法师辞别师长到宁波,投到谛闲法师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时谛闲法师门下英俊云集。静权法师本来有儒家基础,经过十年刻苦学习,成绩显著,学业优良。谛闲法师把观宗弘法社主讲的重担交付给了静权法师。从此后,法师便以讲学讲经为己任,声名鹊起,逐渐蜚声浙东。 静权法师精通经论,熟研佛理,德高望重,一些名山大刹请他当住持,法师立誓不做方丈,他虽不贪慕虚,但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所以,除了讲经说法对世人救心之外,对于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设法维护。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创建于隋朝,是天台宗创立人智者大师的道场。l930年,静权法师因此山礼祖时,见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叹不已。恰好此时可兴和尚来任这里的方丈,请法师驻锡弘法,共图复兴。法师概然应允,经他提议设立了灵台宗研究社,以重振宗风。法师自任主讲,指导学僧深入研究天台教观,数年以后,成就显著,形成了教观并重,讲修双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国清寺出现的新气象,使远近的四众都来参学朝拜。在静权法师的主持下,从1932年到1937年间,又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韦殿、金刚殿和两侧的配套厢房、迎塔楼、斋堂共十几处。1937年到1940年,又新建于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的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清净庄严。至今该寺的僧众对静权法师的丰功伟绩,还念念不忘,称颂不已。 静权法师一生致力于讲经说教,由于他国学根基颇深,又加上出家的深钻细研,尤善天台教义。所以,他从1921年一直到1960年入灭,其精力全部放在开座讲法上。在1921年至1937年间,以所居的观宗、国清两寺为主要讲坛,主要着眼于培养学僧,讲授的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莲华经》,培养了一批对天台宗有较深造诣的法师,对以后天台宗前发扬广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静权法师的讲经说法,并不是仅仅对佛法、佛理本身的演绎,而是以出世之心,谈入世之事,用佛陀的智慧去诱发众生的真智见,进行大启示。故法师能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抗战时期走出寺门,到江浙一带名山大寺和居士团体等处说法,运用讲经之机,启发佛教界抗日救国。他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就是针对日寇侵略我国,生灵涂炭,国难民危的具体情况,阐明只有“护国”才能安稳教义的道理,并藉此开导佛教徒要热爱祖国,参加抗战。 由于静权法师在俗时攻读儒学,所以颇能接受儒家的孝道。《地藏》一经即是记录了释迦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抗战胜利后的时间里,静极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云游四方,随缘化生,教化的重点是在家的信众。因此,他主要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本生在世间,是离不开众缘的。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家的信众的修行,不是离群隐世索居的修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处理好一些事务,在烦恼中求得解悦,这是普通人所必须面对的,不能避的。法师的选择正是出于此。静权法师由于对《地藏》一经研究得非常精微,所以在当时的讲经独步天下,尤为精采,有“活地藏”的美称。每当开讲此经,法师总是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两目下垂,不看经本却侃侃而谈,对经意和故实疏理得细密有致,井井有条,毫无遗漏,听者无不为之叹服。 建国之初,上海法藏寺的兴慈法师圆寂后,该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临该寺讲《地藏经》和《愣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法师讲经期满以后。该寺僧众和上海佛教界恳切挽留,任法藏寺主讲。从此静权法师在法藏寺讲经较多,但仍游化诸方,一直到他西逝之前,应天台国清寺的僧众一再请求才回山息养。 静权法师1960年12月20日圆寂,在寿80岁,僧龄55岁。法师一生由于参破俗世的一切,对事情重在实质,而不徒追求外在形式,故一生以弘法利生为己任,虽兴寺庙而不当主持;虽毕生弘教讲经却力图隐姓埋名;虽精通经论而不著书立说。法师文字功夫颇深,以他的经论的告研习与独到的见解,著书立说应当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法师坚持不肯开笔,犹对讲经弘法不知疲倦。对于他来说,能将经典的深奥妙义用圆融的意理灌输到佛教徒与信众的心里,滋养他们干涸的心灵,使具有佛性的众生能从慈门入,一睹佛门的庄严美妙之殿堂,从而把握难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不致有入宝山而空手归的遗憾。因此,他总是自谦地说:“我说经,都是依据祖师的见解讲的,而自己对佛法没有新的心得,还有什么书好写呢!”这是何等谦虚的胸怀。

南怀谨

1918年,南怀瑾先生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小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十七岁时,除精研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每以得其精髓而为乐。 抗战军兴,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入川任教于中央军校,报效国家。在川时又久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院,专研社会福利以便服务社会大众。 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有一家著名的禅寺灵岩寺,南先生至交传西法师在此寺住持。当时知名大居士盐亭老人袁焕仙先生也在寺里闭关。南先生于休假闲暇时常往来于青城山,在寺里小住,有缘结识了袁焕仙老先生,晤谈之下,深有了悟,遂为忘年之交。袁先生闭关期满,下山到成都成立了维摩精舍,南先生追随左右,遂拜门墙,成为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潜心修道参禅,每有会心之处,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教官之职,而师生情谊甚笃,有如父子焉。南先生其时正二十五岁华年,已深得袁老先生真传,并随袁老先生赴重庆参访虚云大法师,亲聆敦诲,随老师到潼南玉溪口过冬,更得老师亲炙:心得更是非同一般。其后,南先生为求深入研究佛法,便悄悄离开成都,奔赴峨嵋山峰的大坪寺闭关修持。 由于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经,又有挚友印华法师的提议,以及普钦大法师的首肯,南先生便选定此处闭关了。 三年闭关阅藏,南先生穿上僧衣,于青灯古佛旁,斋戒素食,日夜苦读经、律、论三藏十二部五、六千卷佛家经典,以经为法,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生受益无穷。 后来,南先生从峨嵋山又来到五通桥多宝寺闭关潜修,由于闻讯而来访者日见其多,遂移至弟子张怀恕家书楼之上安居,禅修打坐外,便埋头抄书丛之中,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收获甚丰。 1945年,南先生在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风了和尚为他护法并安排行程,满空法师为他担任藏语翻译,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谢子厚大居士则供养他红教、白教、黄教、花教等多种秘藏法本。也许由于南先生拥有当时西康行辕公署少将参议的头衔,因此他能在康藏一带得到顺利的安排,并有得以参透密宗各派奥秘的方便。总之,南先生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多位上师的印证,承认南先生为合格的密宗上师。后来,贡噶活佛还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为南先生传授了显密大小戒律,并亲手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交给了南先生。 在川九年,南先生虽历尽艰险曲折,然终于修得大成。 南先生取道重庆,离川赴滇,讲学于春城云南大学,其间又短期回到蓉城,讲学于四川大学。1947年,先生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于杭州天竺,细细披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避乱世抄江西庐山天池寺旁结茅棚清修。1949年春,先生挈妇将雏,经波历险,始来台湾。 斯时,先生栖身基隆海滨一陋巷中,合家六口挤在一小屋内,瓦可漏月,门不闭风,子女尚在髫龄或襁褓,生活甚为清苦。然先生素来超然物外,坦荡洒脱,故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满面春风,并在此困厄之中完成了他在台的第一部巨著《禅海蠢测》,就禅宗要旨、公案、机锋、证悟、神通及其与丹道、密宗、净土诸法之关系,钓玄剔要,精微阐述,为求证无上菩提大道者,铺设一条登堂入室之梯。 不久,南先生迁居台北龙泉街,寓于一处菜市场中,环境喧闹,污秽堆积,身居五浊陋室,右手执笔疾书,左手抱着幼子,双脚还要不停地蹬着摇篮,以防其中的孩子哭闹,又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传世之作。 几年后,南先生相继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执掌教席,并应邀到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舌耕笔耕收入渐丰。其间,先生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以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面对当时学术界对禅学与道家的诸多误解和岐见,先生挥如椽巨笔,正本清源,全面阐释禅宗宗旨与宗派源流,深刻剖析了禅宗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影响。该书亦以翔实史料纵论正统道家及隐士、方士、内丹、外丹各派源流变迁及其修炼要旨,使学术界耳目为之一新。该书一经问世,各界读者若久旱之望云霓,迅即畅销岛内外,南师之名遂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1969年,南先生以“熟读经书徒论议,实行道义太伶仃”,不忍中华传统文化日趋式微,发愿“欲为天心唤梦醒”,巍然自拔,振臂而起,创立“东西精华协会”,意欲为台港工商社会注入中华文化之清泉,并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取精用宏,俾服务于社会与大众。 协会会务繁忙,南先生讲学范围又极广,除深入浅出讲述儒、释、道三家之学外,街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之特色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堪舆、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贩夫走卒,靡下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南先生或青衫布鞋,或西装革履,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众下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东西精华协会会务发展,影响日大,三迁其址于台北信义路二段之复青大厦。其间,南先生不珲劳苦又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写文稿四、五篇,皆为通宵达旦之作。杂志一期期面世,其中连载的长文《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引起众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南先生此文融合儒、释、道三家静坐原理,参以中西医学学术成果,对数百年来各家修道者的修持经验,予以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解答,揭示了几千来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和南先生对历代禅门祖师公案予以新解的《禅话》相继刊印了单行本,以解学人之渴望。 接着,南先生创业了“老古出版社”,后更名为“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创立了“大乘学舍”,后更名为“十方丛林书院”,并出版发行《知见》杂志。虽日见繁忙,然先生矢志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夜以继日,挥毫写下一系列传世之作,《论语别栽》、《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列讲》、《历史的经验》、《新旧的一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甚么》、《圆觉经略说》、《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其中相当一部份为讲学记录。与此同时,南先生整理出版了与袁焕仙老师合着的《维摩精舍丛书》、《定慧初修》,整理出版了历年诗词楹联等作品《金粟轩纪年诗初集》和《金粟轩诗词楹联诗话合编》 南先生的讲演录《论语别栽》,长达六十七万言,系先生以渊博学识、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而成,对论语原文作了翔实,准确、生动的讲述,并以经解经,阐发原文义旨及所涉人文掌故,且对原文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实为独步千古的上乘佳作。尽管先生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然自《人文世界》杂志和《青年战士报》慈湖版连载和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连播后,引起极大轰动。1976年5月,该书由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到1988年已印行了十八版之多,香港、新加坡等地亦争相翻印,“洛阳纸贵”,信不谬也。 东西精华协会和十方丛林书院在南怀瑾先生主持下,会员学员无分老幼尊卑,无分在家出家,皆为同窗道友,如兄弟,似手足,俨然一个和睦兴隆的大家庭。 宅心仁厚的南先生,素来轻财好义,慈悲为怀,每每舍己为人。协会会员的会费始终是新台币20元,虽会员们一再提议增加,但总被先生否决。协会的经费尽管十分拮据,但每年仍要捐出不少资助清寒学子的奖学金、救济金,鼎力赞助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有时还要供养一些出家人的零用金。所须经费便全靠先生历年在各大学研究所任教的薪金及讲学、著述的收入来维持。 “友天下士,读世间书”的南先生颇具古侠义之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各位高低,必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收赈的先生,南师要让他们吃完饭再定,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四、五桌,南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小碗红薯稀饭,各色菜肴屉仅浅尝而已,早饭不食,酒几乎是点滴不沾。而南师每日的工作却异常繁忙,讲学、会客、教拳、礼佛、诵经、参禅、打坐、处理会务及往来信函,夜晚还要巡视全楼,待夜阑人静时,方能坐拥书城,阅读写作,常常是“未眠人在书斋里,寂寞银灯晓色临”匆匆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先生极爱读书,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起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名人传记、世界经济、外国史地、哲学论着、各国政论、中西医药、当代科技,甚至中外美术、音乐、武侠小说……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先生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令人叹为观止,诚天纵之资,非常人所能及也。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引起各国人士瞩目。美、英、法、德、日、韩、加拿大、比利时、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男女学生,仰慕中国文化,崇敬南师的人品学问,纷纷登门拜访、学习。南先生总是以诚、以礼相待,倾心传授,不讲求代价,更不要求回报,因而不少从南师学习或交往的西方人士,受中国文化熏陶,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与南师有若家人父子。 1985年盛夏时节,南先生乘上赴美班机,抵达华盛顿,成立了“东西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宏扬中华固有之学术凡三载。旅美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拜访,其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亦有日本人、埃及人和美籍华人、旅美侨胞……多数为学者、教授,也有将军、议员、政要及工商鉅子,他们下但来请教中国文化和佛学方面的知识,话题亦时常涉及经济、哲学、宗教及国际关系等等,来时虔诚、尊敬、走时喜悦、满足、倾心于南先生的学识、修养和无穷的魅力。 旅美三年,南先生未尝一日下思念中华故土,岁在丙寅中秋月圆,先生夜不能寐,口占一绝以慰思乡之情。 其实又何止是旅美期间,先生旅台三十六年,因“书剑飘零,不见慈颜”,常常是“几回好梦到家乡”,每逢生日从不言寿,而遵佛陀教导,将生日称为“母难日”,每届此日,均有诗感陵,如“丁巳母难日并闻旱象”诗云:“恩亲飞梦到家山,手自焚香泪自潸。化作慈云功德水,春雷普覆护重关。”思亲恋乡之情发于五内,感人肺腑。就南先生来说,对父母的思念和对故土的依恋是统一和谐而不可离分的,久而弥深,老而弥笃。 在美期间,南先生在台门生络绎于途,而留美的大陆学子也纷纷拜于门下,先生关怀爱护青年,使其不如沐春风。浙江温州市领导人知悉先生在美情况,遂专程拜访这位乡贤前辈,并欢迎先生返乡贡献心力。先生对大陆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早有认同,对邓小平先生重视农业之举尤感欣慰,并认为改革过程须避免“向钱看”等弊病,而应实实在在投入资金,引进先进科技,确实达到淑世济民之目的。 1988年,南先生移居香港,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等来访,极盼先生倡导、推动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提及的金温铁路,以利浙西一千四百万苍生黎民。金温铁路自1915年浙江省长公署向北洋政府提出建议起,到1984年浙江省向全国人大提案修建该路,并获邓小平先生批示,七十年间几次“胎死腹中”,盖因山高水急、投资过巨而搁浅。先生以苍生为念,为造福桑梓、振兴中华经济,不避艰险,竟发大愿心,慨然应允,挺身作了金温铁路的催生者,旋与弟子成立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并撰《对金温铁路的浅见》一文交温州市领导人参阅。不久,经大陆多层机构审批,中外合资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正式注册登记,联盈公司一千二百八十六万美元业已分期提前注入。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举行开工典礼,十万民众自动涌来参加,人人额手称庆,大陆、港台传媒亦纷纷报道。近一年多的施工建设中,虽困难重重,然先生矢志不移,迭献良策,鼎力支撑。目前,金温铁路的建设由国家铁道部全面主持,10月17日,铁道部第十四工程局开始了紧张的机械化铺架,其建成竣工亦将指日可待矣。现在已完全竣工。 几乎与催生金温铁路同时,南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不陉而走,热潮迭起。继北京团结出版社率先于1989年推出南先生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1990年,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不甘人后,隆重推出先生的三部权威著作《论语别栽》《禅与道概论》与《历史的经验》。后者亦为先生讲演录,该书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经》精华,参以历史兴亡成败之实例,精辟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并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逐句串讲,辅以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供读者经史合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处世之真谛。此数部著作出版后,讯即引起轰动,几经再版印刷,仍供不应求。 次年冬月,上海佛学书局恢复伊始,便推出国内信众早就向望的南先生五部佛学专着,《如何修证佛法》,《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个学佛者的信念》、《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 南先生《如何修证佛法》等重要的佛学著述在大陆印行后,深受侩俗大众及佛学界人士欢迎,多次加印而仍难购求,往往一书在手尚未读完,而亲朋好友已有十数人等待于后。有鉴于此,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93年再授权有影响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如何修证佛法》,出版后下到一年,又发行三万余册。 《如何修证佛法》原名《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为避免与其它经论混淆,才改为现在较为浅显的书名。本书系南先生于1978年春在台北闭关静修期间,抽暇为海内外弟子们所作的系列讲座,共二十八讲,对实际学佛修证的步骤,有精辟讲解和具体指引,是绝对的过来人语。尤为难得的是,本书对修持路上的迷惑、歧路,以及不自觉的错误,都一一点破,并将楞严经所讲五十种阴魔境界所蕴藏的修行解脱的大秘密合盘托出,对学佛者确是弥足珍贵。 该书于1989年在台正式出版,迄今已印行九版之多。1990年,该书即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美国翻译界有名的两兄弟之一杰西•克里瑞立即着手将其译成英文,去年已在美出版了上半部,下半部将于今年年底问世。杰西,克里瑞的弟弟汤玛斯•克里瑞则翻译了南先生的《禅与道概论》,现已付梓,将于明年出版。汤玛斯在给南师门生、《如何修证佛法》英译本序言的作者包卓立的信中,谈及他们兄弟从1980年便开始阅读南怀瑾教授的著作,认为南氏学术博大精深,融通各家,既有理论,又有实证,为当代所罕见。他强调,该书英译本出版后,将对西方造成震撼,因为南氏的讲解和表达是前无古人的。 在大陆“南怀瑾热”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了《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则出版了南先生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更隆重推出了南先生系列著作《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禅观正脉研究》、《普贤菩萨与普贤法门》、《禅海蠢测》、《禅话》、《习禅绿影》、《参禅日记》、《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将大陆南怀瑾热推向了新的高潮。 南先生移居香港后,居处顿成热点,在台、在美时的门生故旧往来如梭,大陆政商界重量级人物亦不时来访,世界各地的参禅修道者更是函电交驰,时时请益。先生一如往昔,不辞辛劳,热诚接待,有函必复,其情其景,甚为感人。

明开法师

明开法师(1910-)俗姓徐,浙江绍兴人。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苏州西圆寺方丈。 1926年在杭州昭庆寺出家。1927年在常州天宁寺参学,1929年至1933年先后到宁波观崇寺弘法社、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学习,1935年至1938年又到宜兴海会寺阅《龙藏》、在苏州穹隆山寺阅《砂藏》兼习禅。1939年山乡盗匪横行,逃难至苏州各寺居住并在各处讲经。1956年西圆寺住持一职由传法制改为十方选贤制,成立寺务委员会被举为主任委员。1962年恢复方丈制被举为方丈一直至今。1977年以后先后任江苏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1962年被举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80年起任常务理事。

阿旺嘉措

阿旺嘉措(1894-1968)藏族,属马,四川甘孜人,1911年入甘孜大金寺为僧,1922年去拉萨色地学经,曾任色拉寺杰扎聪扎仓堪布,1940年代反英派领袖人物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因在色拉寺召集喇嘛反对英帝国主义者遭到迫害而逃亡内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受到中共西南局领导人的接见,自愿赴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并在康区团结南北两路人士。建国后,历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四川省第三届政协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锡友好协会副会长。 阿旺嘉措 – 简介 阿旺嘉措(1894-1968)藏族,属马,四川甘孜人,1911年入甘孜大金寺为僧,1922年去拉萨色地学经,曾任色拉寺杰扎聪扎仓堪布,1940年代反英派领袖人物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因在色拉寺召集喇嘛反对英帝国主义者遭到迫害而逃亡内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受到中共西南局领导人的接见,自愿赴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并在康区团结南北两路人士。建国后,历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四川省第三届政协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锡友好协会副会长。 阿旺嘉措 – 生平 贫苦出身 清光绪十八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阳木马年,公元1894年),阿旺嘉措出生于今四川甘孜州甘孜县绒坝岔区仁果乡燃灯村一户贫民中,父亲名布珠,全家一共10口人,阿旺嘉措排行第三。幼年时父母双亡,阿旺嘉措携弟妹行乞讨口,或随骡帮做零星杂活,备受生活煎熬。12岁时,他偕4个弟弟先后入甘孜大金寺出家为僧 ,潜心学佛,苦读经书,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 爱国之心 民国4年(1915年),阿旺嘉措赴藏继续修佛深造。在拉萨,他不仅专主修习经典,同时对藏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很感举,对政治动态和时局变化也颇关心。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当他了解到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游历”、“探险”和“通商”等方式在藏区多次进行阴谋活动、侵略西藏、非法霸占我国土、胁迫噶厦地方政府签订非法的不平等条约、妄图将西藏从祖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成为帝国主义附庸殖民地这些耻辱历史后,心中一阵阵地颤痛……。民国16年(1927年),阿旺嘉措以出色的成绩,赢得“格西”学位。 被荐堪布 民国际法2年(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不久,热振活佛选为摄政王,时值色拉寺杰扎仓改选堪布,由于热振活佛曾与阿旺嘉措是同窗学友,彼此相濡以沫。因而,当众僧们举荐熟稔经籍、为人公正的阿旺嘉措为堪布时,很快得到了热振的批准。 反英斗争 阿旺嘉措和热振活佛有着共同的反帝爱国思想。热振当政后,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他曾领导三大寺僧众祈祷祖国抗日战争胜利,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打击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阿旺嘉措对此非常赞赏,以积极的态度支持他;当亲英势力仇恨热振,造谣诽谤,妄图逼其下台召开所谓的热振政绩优劣大会时,阿旺嘉措义正严辞,历述了热振的功绩,公开表示“有色拉寺就有摄政王热振”;他还利用色拉寺堪布的声望,号召和带领僧众揭露亲英派的阴谋,反对他们的卖国行为。所以,亲英派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民国29年(1940年)底,热振被迫暂辞摄政王位于达札。自亲英势力再次抬头,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背叛祖国、分裂西藏的罪恶活动。阿旺嘉措团结当地人民同恶势力斗争到底。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借机利用各种渠道,在西藏秘密活动,演出了一幕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侵占西藏的丑剧。这期间,阿旺嘉措在积极支持热振复位、夺回西藏地方政府大权的同时,秘密地串联拉萨三大寺和其它寺庙之僧众,上陈摄政王的地方政府,强烈要求撤消关闭英帝在拉萨开办的“英语学校”。指出英帝“办学”旨在进行文化渗透,为其培养亲英分裂主义势力。他号召大家如若进谏不被受,即联合起来捣毁该校。近于压力,噶厦地方政府只好停办英语学校。但由此更加引起了英帝及新英势力阿旺嘉措等人的仇恨。噶厦寻衅指斥色拉寺下属扎仓藏有大量武器,勒令限期上交,阿旺嘉措拒绝了他们的命令。 软禁重庆 民国34年(1945年)春,例行一年一度的西藏三大寺僧众参加的燃灯节,传召法会即将召开,可是色拉寺杰扎仓和阿巴扎仓不准备莅会。这一破例行动虽经事后调解,色拉寺僧参加了法会,然噶厦政府感到很不光彩,认为是有意对抗,遂怀恨在心。经达扎摄政与译仓密谋后,决定利用召后众僧朝见达赖喇嘛之机,逮捕阿旺嘉措。例行一年一度的西藏三大寺僧众参加的燃灯节,传召法会即将召开,可是色拉寺杰扎仓和阿巴扎仓不准备莅会。这一破例行动虽经事后调解,色拉寺僧参加了法会,然噶厦政府感到很不光彩,认为是有意对抗,遂怀恨在心。经达扎摄政与译仓密谋后,决定利用召后众僧朝见达赖喇嘛之机,逮捕阿旺嘉措。他在得悉此事后,立即化装逃跑。千里跋涉,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昌都、甘孜,经康定、成都,终于次年(1946年)2月抵达国民中央政府所在地枣重庆。在阿旺嘉措看来,热振活佛具有反帝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又曾受到过国民政府的册封,西藏的稳定及安危,全系于能否恢复热振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满怀信心,亲自觐见政府官员并上书中央政府,建议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最好以武力进驻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分子,根除亲帝势力;同时派遣精干人员去西藏学经,结合宗教教义宣传三民主义;并表示如果中央对西藏采取积极措施,拉萨三大寺可以全力相助。他提出上述建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中央政府以武力支持热振复位,从而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但是,事与愿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发动内战,根本无暇顾及边陲安危,不仅不有采纳他的意见,反将他软禁于重庆歌乐山。阿旺嘉措并未因此而沉沦,仍然为祖国的前途、西藏的局势忧虑焦急,每隔一个月向政府写一封信,请求答复有关解决西藏的要求。可是多次的函呈,只能是泥牛入海。 获得新生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阿旺嘉措也获得了新生。贺龙元帅接见了他,向他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人民解放军将进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作了说明。阿旺嘉措深有感慨地说:“像我这样处境危难的人,能够受到共产党高级将领的接见,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1950年轻月,西康藏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阿旺嘉措受命任副主任。(同年月日1月,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阿旺嘉措当选为副主席,后改为甘孜州副州长),以后历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州民族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务。曾膺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在职期间,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宗教上层人员的工作,认真解决了一些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长期冤家械斗纠纷。如巴塘县东南区茨纳罗绒与八美次登之间的械斗纠纷;乡城县甲多秋扎与来贡达瓦之间的械斗纠纷;稻城县索瓦巴.桑顶与绒巴家之间的械斗等等,他还参加了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运动。 经受锻炼 1956年2月,党和政府领导甘孜州广大农牧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可是,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人发动了武装叛乱,他们打着“保护民族,保护宗教”的幌子,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破坏交通、抢劫财物、烧毁房屋、奸淫妇女,甚至危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百姓。1959年,西藏发生了叛乱,阿旺嘉措义愤填膺,在同年月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严厉地谴责了西藏少数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谴责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耻行为;批驳了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平息叛乱和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不使人民群众蒙受少数反动分子的欺骗,他还向人们积极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西藏地方政府一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是卖官鬻爵、贪污欺诈、腐败黑暗的统治集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势必贫穷落后,翻身农奴就会重新沦为奴隶。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人民才能得到新生。共产党就像尔吉仁布钦(莲花生祖师),即是人民的救星,也我们佛教徒的救星。因为她是解救人民痛苦、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的。阿旺嘉措在平叛斗争中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党的民主改革,也经受了锻炼。 突出成绩 1963年4月,阿旺嘉措奉命进京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虽然由于60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党的统战、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践踏,也使佛协的内外工作陷于瘫痪。但是在此之前的1963~1964之间仅仅两年时间内,他恪守其职,全力推动工作进展,为佛协的各项事务做了贡献。特别是他在宗教外事友好往来方面,如与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举行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亚洲九国举行的纪念唐高僧、大翻译家玄奘三藏法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活动等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溘然长逝 1968年12月6日,阿旺嘉措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74岁。 阿旺嘉措 – 评价 阿旺嘉措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反帝爱国、忠于人民、为党忘我工作的精神和为藏区的民族团结及区域自治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颂扬。

茗山法师

茗山法师(1914——2001年),俗家姓钱,名延龄,江苏省盐城县人,1914年出生。他自幼随母信佛,19岁在家乡寺庙剃度出家,20岁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正遇上定慧寺开办焦山佛学院,茗山于1933秋天考入佛学院第一届肄业。在佛学院三年毕业,1936年负笈武昌,考入太虚大师所设立的武昌世界佛学苑研究班深造。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佛学苑受战事影响而停办。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茗山法师在湖南南岳、衡阳、来阳、祁阳、宁乡以及长沙等地,办理佛教会会务,创办佛学讲习所,及出任过衡阳、来阳、宁乡一带的寺院的住持。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初夏茗山法师返回焦山定慧寺,担任焦山定慧寺监院,兼佛学院教务主任,主编院刊“中流杂志”。中流杂志发行遍及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影响颇大。1947年春,茗山法师出席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 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宗教政策,开放重点寺院。茗山法师被宗教部门召回焦山,要他在定慧寺继续担任方丈,至此老法师才重予恢复了出家人的身分,负起了修缮定慧寺、建设焦山的责任。1982年6月,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委派,到南京栖霞寺筹办“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山僧伽培训班”。老法师组织教学人员,制定教学计划,同年十月底招生开课。培训班由赵朴初居士兼任主任,年近古稀的茗山法师为第一副主任,并主持日常教学工作。 1982年的11月15日,茗山法师以焦山定慧寺方丈的身分,兼任南京栖霞山寺方丈,晋山典礼与僧伽培训班开学典礼同时举行,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及副会长正果法师等,都由北京赶来参加此一盛典。培训班第一期招生185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寺院。学僧们经过一年的培训,学到了佛教基本知识、及寺庙的管理能力。1983年,老法师得到中国佛教协会指示,在培训班的基础上,开始筹办“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佛学分院翌年正式招生,学制二年,仍由赵朴初居士兼任院长,茗山法师出任第一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以后十余年间,栖霞山分院共毕业学僧数百人,在各地寺院中担任住持、监院、或知客等职务。有的担任省级和市级佛教协会的负责人;有的进入北京中国佛学院继续深造,也有应邀赴海外寺院担任要职者。 茗山法师于1980年冬,当选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1993年秋,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4年6月,当选为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老法师晚年,除了担任定慧寺、栖霞寺两大名刹方丈外,还兼任著律宗第一名山、宝华山隆昌寺的方丈。1992年,老法师不顾年迈体弱,9月12日至10月5日,在隆昌寺恢复中断了三十五年的传戒大典,戒子近千人,老法师担任得戒和尚。 老法师晚年驻锡焦山定慧寺,他佛学造诣高深,精诗文、擅书法,著有《茗山文集》行世。此外尚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义》、《弥勒上生经讲义》等流通。 茗山法师于2001年6月1日下午5时50分示寂。世寿八十八岁,僧腊六十八年,戒腊六十七年。

忆中佛协“四大高僧”之谦和宽厚的正果法师

正果法师法相(资料图) 编者按:适逢正果法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为了更好的纪念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法师,曾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三十余年的魏承彦老师,以亲近法师的切身经历和其记忆犹新的法师的感人事迹,用口述、回忆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怎样才是一位爱国爱教、品德至上的高僧大德。 正果法师于1913年7月24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自井县大山铺石子岭张姓盐商家中取名“子君”。1930年,于新都宝光寺班首僧广渠老和尚座下剃度。1933年,前往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得戒和尚为法光(道悟)老和尚。1935年入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学习,翌年考入北碚汉藏教理院,依止法尊法师。1942年从专修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升任教务长,后兼任代理院长。1950年到北京菩提学会,从事教研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创办,担任主讲,后升任教务主任。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任副院长。此后,法师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北京广济寺方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于1987年11月20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 正果法师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弘法利生、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为佛教界造就了一批弘法人才。法师一生戒行精严,诲人不倦,爱国爱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怀后进,爱护人才;不谋私利,身无长物,律己甚严。 回忆录内容: 1979年初,我入住广济寺后,与住在寺内西方丈室的正果法师几乎天天见面。有时在食堂打饭碰到了,有时在寺内散步遇见了。他身材较高,为人谦和,见面时总是点头打招呼,带着微笑。这只是一般的交往,正式的来往是在1979年的下半年。那时候赵朴老正积极准备恢复被“十年浩劫”破坏了的中国佛教协会。初步打算成立研究组、国际组、办公室等机构。 有一天,赵朴老找我谈话,再三要我担任研究组的副组长。我内心不想做这件事,再三推辞,因为当时我并不懂得佛法,很难做好工作。但经朴老多次提出,我也就勉强答应了。朴老还告诉我:“研究组的组长是正果法师。他佛学基础很扎实,汉、藏两大语系的佛教都懂。过去担任过汉藏教理院的教务主任,后来还担任过中国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也在那里讲课。业务上的事他多负点责,你可以去找找他,跟他商量一下怎样开展工作。” 有关正果法师的经历,我也听佛协的同事介绍过。正果法师是四川自贡人,十九岁就出家了。先在天台教理院学“天台教观”,后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过四年本科、二年的研究生,他是经过多年佛教的正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位高僧,研究过天台宗、唯识宗和禅宗等教义。 过了几天,我就拿着朴老介绍我的一张条子,推开广济寺西方丈室的门。当时西方丈左室住着法尊法师,右室住的是正果法师。两室面积都不超过十五平米。我一抬头,只见住在右室的正果法师正坐在禅椅上盘腿读经,十分专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就把朴老的条子交给他,并主动介绍了一下自己,互相简单地聊了一会。谈话当中我就请示他,研究组的工作怎么做?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然后倒了一杯水,很平和地讲:“研究组的成员都是佛学造诣很高的出家人和居士,平时请他们自己研究,有事情可以去找他们,请他们参与帮助”。他又说:“我的工作比较忙,经常要接待外宾,研究组的事你先征求一下会里老人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要多向赵朴老请示,有什么问题找我。” 过了一两天,我找到一个跟正果法师很熟悉的胡继欧居士。她在佛协多年,人很热心,佛学有相当根底。她告诉我,佛协有两个宝:一个是《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的文稿,另外一个就是《房山石经》。房山石经是文革以前发掘出来的,存有几万张拓片,但拓片没有经过人整理,整理以后就可以出版。 我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正果法师。他说:“胡居士说的两个宝,确实有这个事情。《世界佛教百科全书》大概是五十年代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佛圆寂两千五百周年而编纂的。他们对中国佛教部分不熟悉,就请周总理帮忙找中国佛教学者编写。周总理答应这件事情以后,就请赵朴老具体办理。赵朴老根据总理指示,邀请了全国著名的佛教学者编写中国佛教条目,并请一些英文专家翻译,不断送给斯里兰卡。听说这些文稿底稿还在佛协,你可以请佛协老人找一找,然后整理出版,在佛教界内部流通。《房山石经》确实也是一个宝,从隋代开始刻,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听说里面还有一些《大藏经》里没有收进去的佛教经典。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你可以请教林子青居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再请示朴老怎么办。” 我将这两件事情向朴老汇报,老人家很高兴,非常赞成办好这两件事情。但是他说,《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文条目都是“文革”前请学者撰写的,已经十多年了,现在要出版,恐怕得请老法师和老居士再复核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若要出版,最好是请出版社公开出。他又说,《房山石经》拓片过去整理过一部分,“文革”中停下来了,现在可以找人继续整理。之后,我在朴老直接领导下,和正果法师一起确定,房山石经拓片的整理由任杰、刘丰、胡继欧等居士负责。《佛教百科全书》的稿子请明真法师、林子青居士等审核。 这两件事情确定以后,我碰到正果法师,老人家高兴地说:“这两件事抓得对,这一阶段先把这两件事抓起来”。虽然他工作很忙,自己也认真地审核了《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的一些条目。我的印象中,这些中国佛教条目大概有四百多篇,两百多万字,后来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佛教》,一共五册。头一册的具体编辑工作由净慧法师和王新居士负责,以后几册由王新居士负责。 对佛教界来说,《中国佛教》的公开出版是一件大事。因为1949年以后,佛教界极少出版新撰的佛教书籍,所出的也仅在内部刊印流通,而此书是第一次由佛教界自行编辑、公开出版的一部佛学著作。作者大多深入经藏,引经据典,学风严谨,学术价值颇高。 除了出版此书外,当时研究组在朴老和正果法师领导下,还出版了一些内部流通的专著。第一部是法尊法师翻译的藏传佛教名著《释量论》。当我和净慧法师一起到广济寺西方丈室,将新出版的书送给法尊法师时,老法师手捧新书,激动地说:“想不到这本译稿还能出版!”我们与法尊法师说话时,正果法师亦在座。他一直站在老法师身边,毕恭毕敬微笑着,不说话。之后,我发现正果法师经常给法尊法师倒洗脸水、洗脚水,到食堂打饭,他总是打两份,另一份是给法尊法师的。有一次,我与正果法师闲聊时,好奇地问他:“听说法尊法师教过您老?”他谦和地笑着说:“有这事,他教过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我依他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俱舍论》。抗战胜利后,法尊法师主持过汉藏教理院,我是教务主任;在菩提学会,我们又一起翻译藏文经典,他是我的老师,又是同事”。那时,法尊法师80多岁,正果法师也古稀之年了。一位老人对另一位老人时时执弟子礼,还时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实是难能可贵,十分罕见。可见正果法师始终坚持尊师重道的中国传统美德,其人品、境界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释量论》刊印后,净慧法师告诉我(当时,我们都在研究组工作):“正果法师有一本文稿叫《禅宗大意》,也可以出版”。我们请示赵朴老以后,就把这本文稿印出来并在佛教界内部流通。新书一出来,我和净慧法师立即拿了几本送给正果法师。那个时候法尊法师已经圆寂,正果法师一人住在西方丈。我们推开西方丈的门,看到他还是盘腿坐在那里读经。我的印象当中正果法师平常都是盘腿的,盘腿跟人说话,盘腿打坐,盘腿读经。他说话很平和,很谦逊,从来没有一点大法师架子。因他常盘腿,我这个外行人感觉到,这位老法师禅定功夫一定不简单。但是当我问他的功夫时,他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功夫,仅仅是年青时练过一点打坐。你要学禅定还是要看经典。” 当我们把《禅宗大意》送给法师的时候,法师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啊呀,现在出书可不容易!你们一定费了不少心吧?”又对我说:“你不是问过我怎么样修禅定吗?我没有什么功夫,你可以翻翻这本小册子,作为参考。这里边多数都是佛陀和祖师大德的话,我的话很少。佛陀说的‘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八个字,你要特别注意。学修禅定,一定要把心集中到一点上,不可有杂念。最方便的是集中心念,观察呼吸。” 我仔细读了这本《禅宗大意》。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印刷不精美,纸张也很粗糙,但是内容很丰富,讲到了禅宗的历史、历代祖师(特别是六祖慧能)、基本教义、禅宗的修法等。确实像正果法师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引经据典,都是有根据的。这是老一辈法师著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对弘扬佛法这件大事十分严肃认真,讲话、写文章都很谨慎,都以经典为根据,不是按自己的意思随意发挥。 我们在跟正果法师聊天的时候,还问他:“您老还有没有其它著作?现在我们内部可以出版一些书”。所谓内部出版,只要报朴老批准,到国务院宗教局备案,然后找一个印刷厂印刷,就可以在寺院里内部流通,比过去方便多了。正果法师告诉我们:“啊呀,我过去还有一本,叫《辩了义不了义论讲义》,是一本分析佛经中了义和不了义的讲稿。论是宗喀巴大师写的,由法尊法师翻译,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注释讲解。可惜底本在‘文革’当中丢失了。如果你们能找到一本,也可以出”。当时净慧法师说:“我听说过您老有这么一本书,还在佛学院讲过,可惜我手头也没有留下一本”。净慧法师“文革”以前曾在中国佛学院学修过。他很用功,很注意收藏当时老法师们的一些讲义,但后来他经历坎坷,东奔西跑,以致于正果法师这本重要讲义也找不到了,很是可惜。出版《禅宗大意》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去正果法师那里聊天,他拿出一些居士供养的糖果、点心叫我吃。他待人就是这样,你去找他,他一定给你倒茶,让你坐好,拿出那些东西让你吃,非常和蔼,非常亲切。这次,他特地从书柜里头拿出一本他写的《佛教基本知识》送我,并告诉我:“这是我为中国佛学院编述的一本讲义。福建的佛教徒提出要重印。说“文革”后,许多佛教信徒想学习佛法,但没有合适的书可读,重印这本书,对学习教义和个人修持会有好处。至于印刷经费,由福建佛协筹措,我就答应了。本来想重印前修改、补充,可我工作繁忙,旧病复发,没精力了。”他又谦和地说:“你拿去看一看,你不是想学佛法吗?也许对你学佛法能起一点参考作用。看了有什么问题,也请告诉我。” 我拿去后仔细地读了一下,这本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结构很有特点。全书分四大章,第一章讲教理,包括三宝、百法、三科、四谛、三法印、实相印等佛教知识,教理都作了简明的阐述;后三章为人天行果、声闻行果、菩萨行果,重在如何修行。跟《禅宗大意》一样,这本书大多也是根据佛经的内容和前辈大德的注释,引经据典,用的都是佛教传统的名相。看这样的书心里很踏实,有信任、尊敬之感,因为这里头大多数都是是佛典中本有的,靠得住。不像现在有一些书随便发挥,很多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意,不一定就是佛陀的意思。这本书有三十多万字,内容涉及相当广泛,有的章节讲得有深度,初学不易一下看懂。这哪里是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实际上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佛法概论》。这个书名,正反映了正果法师一贯的谦虚的做学问的态度。 1981年下半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因为十年动乱,这种会议已经十多年没开了,所以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需要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在赵朴老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筹备组,正果法师也是成员之一,我当时协助做一些文字工作。筹备组成员经过讨论,决定对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关于中佛协的性质、任务以及与地方佛协的关系等一些问题作重大修改,并且决定由正果法师在大会上作修改佛协章程的报告,也指定我负责起草这个报告。这样,我跟正果法师又有一些交往,主要是讨论这个修改章程的报告怎么写,当然我也请示赵朴老。在研究报告当中,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正果法师为人很谦和,从来不坚持个人的意见,十分尊重别人的意见,在他那里好像一切都很好商量,因此这个报告就很容易地写成了。他看了以后很满意。我又把这个报告请赵朴老审定,朴老看了也说可以。从这一段交往当中,我感到作为一代高僧的正果法师的个性特点是谦和谨慎,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和人争论,更没有看到他高声说话,总是心平气和,安详从容,他的心态确实是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清净、平和、无诤的境界。 第四次佛代会以后,正果法师担任中佛协的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广济寺方丈,兼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部主任。那个时候研究组已改成研究部,由巨赞法师出任研究部主任,我担任副主任。这样工作上跟正果法师联系不多了,但是一有时间,我还是去看他。他的话依然不多,待人还是那么谦和,笑眯眯的,总是把别人供养他的糖果给我吃,把我当成他的忘年交。 过了几年,我发现法师越来越瘦了,精神也好像一年不如一年。我听佛协的老同事讲,正果法师“文革”以前身体相当好,但是文革当中受到了严重打击,甚至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我到西方丈去看他,谈起往事。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一些。我就问他:“法师,我听人讲,文革中你曾经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人劝你还俗,有没有这个事呀?” 法师笑笑,非常平静地说:“有。那个时候,跟现在大不同。广济寺被关闭了,佛像、法器被砸,我们这些人都成了牛鬼蛇神了,多次被批斗。有一次,外边的造反派把我拉到多宝殿的台阶上,就是我现在住的方丈室的前面,叫我跪在地上。我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动手打人,打得头、脸都出了血。也确实有人劝我还俗。当时在压力下有一些人无可奈何还俗了。我没有还俗,我想佛教修持的核心是戒定慧,戒是基础,是根本。我受过具足戒,是佛的弟子,佛弟子怎么能舍戒呢?我就没有理他们。这两件事对我的信仰是不小的考验。” 法师又说:“啊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很好了”。说话时,他的心非常地平和宽广,好像那是遥远的过去,他不想再谈这些事了。 1985年至1987年,我看到法师确实非常繁忙,又要接待外宾,又要出国访问,还要兼佛学院的课,管广济寺的事,对来访信众开示。我看到法师人越来越瘦,病也越来越重。他曾两次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第二次大概住了有二、三个月,但仍不见好转。法师已经预见到这一期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人劝他继续住院治疗。平日非常随和的他,这一次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要求出院,回广济寺养病。过了一两天,佛协里的其他领导都同意他出院,回寺静养。 回寺以后,他躺在西方丈室,不断地念佛。临终的时候,有一些出家和在家的佛教徒赶来助念。大概是出院的两天以后,老法师终于在念佛声中安祥地往生了,享年只有七十五岁。 我当时心里很悲痛。佛教界又失去了一位学养深厚的高僧,我个人又一次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师友。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相信凭他过去的健康状况,活到八九十岁是不成问题的,可惜他只活到了七十五岁。我相信,凭着法师慈悲济世的心愿,他一定会乘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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