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權法師

静权法师,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於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静权法师五十馀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於该寺香光茅蓬侧。
静权法师 – 人物介绍

静权法师

静权法师(西元1881~1960年) ,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当时任种菜园头。勤苦劳动,余时夜有月光,则借月光读经。师貌肃志紧,性行质直,有愿博究三藏,向往宁波观宗寺,亲近谛闲老法师,受学天台教观,造诣深入,慧解经藏,解行并进,得谛公器重,在观宗寺弘法研究社,任辅讲。至一九二一年任主讲。十余年于诸方弘法,诲人不倦。
可、静、二公《灵塔合志》说:“国清寺乃隋智者大师命建古刹,台宗祖庭,历代法盛,具壮志乘,迄清乾隆宝琳珍祖中兴禅道,东南宗风盛极一时。”至民初轮及可兴和尚,法象尚盛,退后十余年,寺规渐衰。一九三○年寺僧长老和县诸绅合请可公复任,静权法师虑古刹久抒不易,慨复升座,即邀静权法师为座主,同整规模。一九三一年首讲《法华经》,遂立天台山佛学研究社,四方学者,闻道聚集,络绎不绝。同年十月,宁波姚北金仙寺亦幻法师敦请静权法师莅寺演讲《地藏经》,当时弘一法师适驻锡该寺,曾参席听经,闻其阐扬教理之际,弘师感动,潸然泪下。故众赞“活地藏”之美称。佛学研究社学僧,在静权法师坚持不懈讲授下,天台教理水平普遍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发展。培养出不少教观僧才。不到十年,国清寺百废俱兴,焕然一新,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静权法师讲演经教,善于消文释义,发音准确,口词清楚,音声宏亮,辩才无碍。四威仪中,结跏趺坐,仪容无比,令人敬仰。其时学人曾亲聆《法华经》、 《楞严经》诸经,静权法师讲授对学僧启迪智慧,颇受效益,如珍惜粮食,常引唐李绅《悯农》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明粮食来之不易。人以食为天,若无粮食,即不能生活。故对学僧予以爱惜粮食教育,获得实际成效。静权法师讲《地藏经》、《盂兰盆经》等孝经,常引古人诗文,孝敬父母、师长之教导,世间孝如《文帝劝孝诗》说:“恩大如天不可忘,恩深何以报高堂,追思父母劬劳苦,罄笔难书泪一行”。出世孝如释迦世尊、上升仞利天说《地藏经》为母摩耶夫人说法、得须陀洹果(即初果、断三果见惑烦恼,预入圣人之流)。
静权法师德高望重,有些名山大刹,欲借重其道望,兴隆常住,因而各方纷纷请任住持;但静权法师立志不做方丈,对诸名山大刹凡力所能及者,无不设法维护。例国清寺,目前法轮常转,海众安和,即静权法师长期驻锡弘法,严己律人,整肃寺规,为人师表留得功德。
静权法师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协助可公住持,对国清寺进行扩建金刚殿两边楼房大寮作场柴间浴室,新建迎塔楼、安养堂、清泰居、光寿轩、鱼乐池(即放生池)园、清心亭等。一九四○年又新建了妙法堂、静观堂、虎啸堂、三贤殿、香光茅蓬,全寺于十年中,旧颜换新貌,全新佛像庄严净土,历年传戒,常演经典,道风远振。至今国清寺僧众对中兴祖庭之丰功伟绩,称颂不已。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至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经》诸经,倡导抑恶扬善,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邀请到杭州大通寺讲《无量寿经》、灵隐寺讲《地藏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等,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是胜利后空前之弘法盛举。
新中国诞生后,一九五○年杭州法云庵又请讲《药师经》后,上海法藏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莅寺讲《地藏经》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静权法师在宣讲经义时,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讲经将圆满之际,该寺全体僧众和上海佛教界居士等恳切留静权法师驻锡,任法藏寺主讲。因建国初期,静权法师之同参,法藏寺创始人–天台宗尊宿兴慈法师圆寂后,静权法师从此于法藏寺主讲,演讲经典教多。但静权法师以度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不怕疲劳,仍游化诸方。静权法师青年出家后,苦志教研,精通经义,并有教深文学功夫,但讲经弘法,不著书立说或作注解。弟子中有劝著作者,静权法师总自谦回答:“我讲经都依据祖师之见解,自己对佛法无心地功夫,有何书可作”。
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于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
静权法师五十余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于该寺香光茅蓬侧。

静权法师 – 人物生平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仙居县令余丽元在县内创建“崇正、丽正、蒙正、经正、居正、养正、启正、诚正”之“八正”义塾。丽正义塾作为官府创办的义塾,由县令余丽元亲自督办,并自己捐资三百千作为办学经费,聘请的先生都是县内较有影响的饱学儒士。
光绪年间,一位叫王寿安的少年负笈来到丽正义塾,少年来自本县陈岭陈坑口(今划归永嘉县),追随从县城来的名儒朱云卿老先生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少年读书很刻苦,聪慧灵光,朱老先生认为他日后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少年追随朱老先生在丽正义塾以及县城蒋宅里私塾寒窗苦读十余年,在老先生眼里少年王寿安会像当时多数的儒生那样步入仕途,实现儒生们“修养齐治平”的人生抱负。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整个清王朝发生了震荡。这一年事实上是中华民族步入近代的分界线,让中国人真正感到世局通彻骨髓的裂变,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以宋明儒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顿然瓦解,不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开始反思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念。整个国家如此,涉及到个人就将如何呢?

清朝末年的时局越来越动荡不安,国是日非,学政腐败,官府贪墨之风甚深。作为希翼仕途的儒生们对此不得不开始彷徨犹豫。王寿安屡考秀才不中,笃信佛教的父亲王贤堃认为“此乃前世未修”之故。这对少年王寿安影响很深,便开始积德行善,将自己继承的全部家产十二亩田地,以五亩捐助给家乡黄皮村塾,用作扩建校舍。以五亩田变卖加上家里其他浮产,在黄皮至龙潭坑、章山一带要冲独资建造一座石拱桥,以方便临近山民的洪水之患。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王寿安第三次参加生员考试落第,加上父亲王贤堃又驾鹤仙逝。父亲的仙逝对王寿安的精神打击很大,遂赴黄岩多福寺出家,同年秋转天台国清寺披剃受戒为僧,礼授能和尚为师。取法号为宽显,字静权,以字行。

两年后,静权转入宁波观宗寺,师从弘法研究社主讲谛闲法师④研究天台宗教义。谛闲法师为国内著名高僧,门下弟子众多,静权汉学功底好,又刻苦钻研经义,深受谛闲法师器重。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谛闲法师已年迈,同时应请外出讲经,禅让静权为观宗寺主讲。静权深得谛闲法师衣钵,对天台宗教义领悟深透,接任观宗寺主讲后,名声渐隆浙东。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应天台县政府和当地士绅的环请。静权法师与在苏州灵鹫寺的可兴和尚⑤重返天台国清寺。静权和可兴约定,可兴任国清寺十年住持,静权则为经社十年主讲。当时,国清寺庙宇破败,天台宗佛教教义式微。在谛闲法师的支持下,向当局力争“易禅为教”,为恢复国清寺的台宗祖庭地位,静权法师倡议设立天台宗佛学研究社,自任主讲,造就僧材,重振宗风,出现了“教规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

静权法师深谙佛教经藏,精通天台宗教义,讲经不看经卷,却能感人至深。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天,静权法师在慈溪鸣鹤场金仙寺讲《地藏经》,弘一法师曾侍讲席。每当静权法师讲经忘我之时,弘一法师深为感动,潸然泪下。在当时,静权法师被认为国内佛教界少有的讲经法师,在他坚持不懈地讲授下,国清寺僧众对本宗的教义的修养和法相的解说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对于佛门戒律也得到自觉遵守。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朝拜,自愿乐助,为国清寺的中兴做出巨大贡献。而静权法师却居功不骄。成名益谦,坚持不做寺主,不收门徒,专主讲筵。

在静权法师与可兴和尚的努力下,国清寺数次扩建,逐渐兴盛。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金刚殿及两座僧寮修建落成。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建造了迎塔楼、安养堂、兴千僧斋。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扩建妙法堂、静观、三贤殿、栖莲居、光寿轩、清心亭、鱼乐池。翌年,重修天王、韦陀两殿。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香光茅蓬、栖隐居先后建成。十余年间,国清寺百废俱兴,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危难之时,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赴仙居、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妙法莲华经》、《护国》诸经,动员浙东众佛教信徒奋起爱国抗日。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三月,由台州行署专员杜伟邀请返回仙居,在东门体育场祭祀浙江新昌黄坦战役阵亡将士,祈祷世界和平,各界人士数百参加。并在城内孔庙讲经半个月。此时,静权法师心系民族国家,当年在丽正义塾读书的时候一直想“学而优则仕”,而今是用佛法来唤起桑梓。走了半生不过是从后院的丽正义塾走到前院的镇兴寺,儒家与佛家不过是隔了一道矮墙。

抗日战争胜利后,静权法师先后到杭州灵隐寺、慧心庵,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名寺讲经弘法,阐扬《妙法莲华经》、 《楞严经》典义。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以后,受聘于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以及无锡居士林等佛教团体。主讲《大势至过通章》、 《藏经》等。经上海佛教界人士挽留在上海法藏寺居住,与赵朴初先生相交甚笃。此时,国内高僧谛闲、弘一、太虚法师等均已先后圆寂。静权在江浙两省和沪上的佛教界中名望日盛,皈依的徒众遍及华东,遂被尊为国内极有威望的高僧。

解放后,静权法师作为上海佛教界的领袖之一。1953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1954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同年被推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同年兼任中国佛教学院副院长。晚年,静权法师归隐国清寺,闭门谢客。1960年10月22日,静权法师以八十高龄示寂于国清寺,身塔于香光茅蓬内。

静权法师虽然文字功底深厚,对天台宗的教义造诣极高,但是他不愿立文字,传世的有《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义》、《地藏略解》、《至圆通章》等著述,都是他的僧徒们在他讲经时记录成书的。

静权法师 – 人物贡献
    静权法师幼年即入村塾读书,能诗善文,儒学造诣颇深。但与功名无缘,屡考秀才不中。后父亲病故,他悲伤忧郁,感到世事无常。于是将家产一一理毕,就投到本省天台山国清寺,拜在授能和尚门下,出家为僧,法名宽显,字静权。这时是1905年,法师25岁了。不久法师辞别师长到宁波,投到谛闲法师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时谛闲法师门下英俊云集。静权法师本来有儒家基础,经过十年刻苦学习,成绩显著,学业优良。谛闲法师把观宗弘法社主讲的重担交付给了静权法师。从此后,法师便以讲学讲经为己任,声名鹊起,逐渐蜚声浙东。
静权法师精通经论,熟研佛理,德高望重,一些名山大刹请他当住持,法师立誓不做方丈,他虽不贪慕虚,但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所以,除了讲经说法对世人救心之外,对于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设法维护。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创建于隋朝,是天台宗创立人智者大师的道场。l930年,静权法师因此山礼祖时,见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叹不已。恰好此时可兴和尚来任这里的方丈,请法师驻锡弘法,共图复兴。法师概然应允,经他提议设立了灵台宗研究社,以重振宗风。法师自任主讲,指导学僧深入研究天台教观,数年以后,成就显著,形成了教观并重,讲修双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国清寺出现的新气象,使远近的四众都来参学朝拜。在静权法师的主持下,从1932年到1937年间,又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韦殿、金刚殿和两侧的配套厢房、迎塔楼、斋堂共十几处。1937年到1940年,又新建于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的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清净庄严。至今该寺的僧众对静权法师的丰功伟绩,还念念不忘,称颂不已。
静权法师一生致力于讲经说教,由于他国学根基颇深,又加上出家的深钻细研,尤善天台教义。所以,他从1921年一直到1960年入灭,其精力全部放在开座讲法上。在1921年至1937年间,以所居的观宗、国清两寺为主要讲坛,主要着眼于培养学僧,讲授的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莲华经》,培养了一批对天台宗有较深造诣的法师,对以后天台宗前发扬广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静权法师的讲经说法,并不是仅仅对佛法、佛理本身的演绎,而是以出世之心,谈入世之事,用佛陀的智慧去诱发众生的真智见,进行大启示。故法师能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抗战时期走出寺门,到江浙一带名山大寺和居士团体等处说法,运用讲经之机,启发佛教界抗日救国。他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就是针对日寇侵略我国,生灵涂炭,国难民危的具体情况,阐明只有“护国”才能安稳教义的道理,并藉此开导佛教徒要热爱祖国,参加抗战。
由于静权法师在俗时攻读儒学,所以颇能接受儒家的孝道。《地藏》一经即是记录了释迦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抗战胜利后的时间里,静极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云游四方,随缘化生,教化的重点是在家的信众。因此,他主要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本生在世间,是离不开众缘的。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家的信众的修行,不是离群隐世索居的修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处理好一些事务,在烦恼中求得解悦,这是普通人所必须面对的,不能避的。法师的选择正是出于此。静权法师由于对《地藏》一经研究得非常精微,所以在当时的讲经独步天下,尤为精采,有“活地藏”的美称。每当开讲此经,法师总是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两目下垂,不看经本却侃侃而谈,对经意和故实疏理得细密有致,井井有条,毫无遗漏,听者无不为之叹服。
建国之初,上海法藏寺的兴慈法师圆寂后,该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临该寺讲《地藏经》和《愣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法师讲经期满以后。该寺僧众和上海佛教界恳切挽留,任法藏寺主讲。从此静权法师在法藏寺讲经较多,但仍游化诸方,一直到他西逝之前,应天台国清寺的僧众一再请求才回山息养。
静权法师1960年12月20日圆寂,在寿80岁,僧龄55岁。法师一生由于参破俗世的一切,对事情重在实质,而不徒追求外在形式,故一生以弘法利生为己任,虽兴寺庙而不当主持;虽毕生弘教讲经却力图隐姓埋名;虽精通经论而不著书立说。法师文字功夫颇深,以他的经论的告研习与独到的见解,著书立说应当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法师坚持不肯开笔,犹对讲经弘法不知疲倦。对于他来说,能将经典的深奥妙义用圆融的意理灌输到佛教徒与信众的心里,滋养他们干涸的心灵,使具有佛性的众生能从慈门入,一睹佛门的庄严美妙之殿堂,从而把握难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不致有入宝山而空手归的遗憾。因此,他总是自谦地说:“我说经,都是依据祖师的见解讲的,而自己对佛法没有新的心得,还有什么书好写呢!”这是何等谦虚的胸怀。

zh_CN简体中文
en_USEnglish zh_CN简体中文